近几年，短视频行业用户和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行业的迅速发展也引发了新的矛盾和冲突，一些短视频用户将影视剧、综艺娱乐节目、体育赛事等画面进行任意剪辑、切条、搬运等行为频发，引发了一系列侵权问题和纠纷，也制约了短视频行业的长远发展。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涉短视频著作权案件审理情况报告》，全面梳理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自建院以来涉短视频的著作权案件，通过分析案件特点及成因、总结裁判要点及规则，为规范化解此类纠纷、引导短视频行业健康发展提供指引。

  报告介绍，自2018年9月9日至2022年2月2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短视频著作权纠纷案件2812件。案件呈现四个特点：

  一是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收案量增长潜力大。涉短视频著作权案件收案数量逐年增加、增幅明显，特别是2021年以来，长短视频之争日渐激烈，相关案件数也有较大增长。二是涉诉主体范围广泛，以长短视频平台为主。从起诉主体看，原始权利人起诉的有682件，包括网络文章作者、短视频博主、短视频拍摄主体等；通过许可协议等获得权利的继受权利主体起诉的有2130件。从被诉主体看，起诉短视频平台的有899件，起诉网络用户（包括短视频平台用户及公众号运营主体等其他网络用户）的有1449件。三是被诉侵权形式复杂多样，切条、搬运类侵权居多。案件中，被诉侵犯权利的行为仍以复制型侵权为主，共2633件，包括切条长视频、搬运短视频、添加背景音乐等。四是案件类型化程度较高，争议焦点同质化明显。一般而言，短视频用户的切条、搬运行为不是偶发行为而是系列行为，容易形成批量案件。

  短视频著作权案件呈现上述特点的原因，与短视频产业的发展状况、短视频作品的创作与传播特性等因素密切关联。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短视频产业快速地发展，与其他产业相互竞争并融合。短视频产业快速地发展，与别的行业深层次地融合，短视频应用场景不断拓宽，与其他网络文娱产业争夺流量，引发竞争和冲突，导致涉短视频著作权案件数量持续不断的增加。二是直接侵权主体分散且隐蔽，权利人倾向于起诉短视频平台。对短视频平台内的侵犯权利的行为，权利人更倾向于将短视频平台作为起诉对象，且往往针对同一短视频平台内不同用户上传的侵权短视频向短视频平台提起批量诉讼，主张短视频平台对侵权内容承担连带责任。三是短视频制作者著作权保护意识不足，导致短视频侵犯权利的行为频发。短视频创作门槛低，普通公众均能成为短视频的制作者。部分短视频制作者的著作权保护意识不强，利用他人已有作品制作短视频时，往往不会事先征得著作权人的许可。

  报告归纳了短视频著作权案件中的疑难问题。短视频创作灵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新类型的创作和传播行为层出不穷，不断给司法审判带来新问题和新挑战。

  如何区分短视频作品及短视频制品存在争议。短视频内容丰富、类型广泛，既有专业机构通过脚本撰写、专业运镜、镜头剪辑等制作的具有较高独创性的短视频，亦有普通网络用户对已有事物进行单一角度拍摄形成的单纯录制类短视频。前者构成作品已基本达成共识，后者属于视听作品还是录像制品，仍有待个案认定。在认定短视频构成视听作品的前提下，如何对其进一步归类存在争议。新著作权法将视听作品分为影视作品、电视剧作品及其他视听作品并适用不同的权属认定规则，但上述作品的区分标准有待明确，理论争议也较大。某些新型创作成果的性质亦有待明确。例如，利用延时摄影技术拍摄的画面、GIF动图、短视频模板等从表现形式看均为连续画面，是不是能够纳入短视频的范畴从而被认定为视听作品或录像制品加以保护仍存在争议。

  与传统影视剧作品不同，短视频的署名规则尚不成熟，通过署名推定短视频著作权归属存在困难。在将短视频认定为其他视听作品的前提下，如何查明短视频的权利归属存在困难。依据新著作权法的规定，其他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适用“当事人约定优先、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归制作者”的规则。这一权属认定规则适用存在困难。根据创作模式，短视频可分为用户生产内容（UGC）、专业生产内容（P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PUGC）等，不一样短视频的参与创作主体具有很大差异，哪些主体有权就短视频的著作权归属进行约定，哪些主体属于短视频的制作者，有待进一步明确。

  通知-删除规则适用受到挑战。目前，已有法院在个案审理中要求短视频平台在删除平台内已有侵权内容的基础上，对也许会出现的侵犯权利的行为采取比较有效措施进行过滤和拦截，实质上让短视频平台负担起主动发现侵犯权利的行为的责任。与传统避风港规则下由权利人发现侵犯权利的行为相比，此种模式能轻松的获得更优的知识产权保护效果，但其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和完善。

  短视频平台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对其注意义务的认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混业经营的新模式下，短视频平台既为短视频用户更好的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也以各种方式广泛参与短视频的创作和传播。短视频平台对短视频内容的控制力与影响力逐步增强，其注意义务亦应予以相应增加。

  短视频创作取材广泛、方式灵活，加之短视频创作者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足，在短视频领域著作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冲突现象更为突出。一种原因是物的所有权与物品上所载作品的著作权之间的冲突。例如，使用自行购买的正版玩具拍摄短视频并在网络上进行传播，涉及玩具所有者对物权的行使以及玩具上所承载的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冲突问题。另一方面是著作权与他人肖像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利的冲突。例如，在公共场合拍摄短视频会不可避免地使用他人肖像，而要求短视频创作者事先征得许可又缺乏可行性。

  涉短视频的著作权侵犯权利的行为高发，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影响短视频行业的长远发展，应当成为互联网空间著作权保护的治理重点。报告提出，法院作为司法裁判机关，负有化解侵权纠纷、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职责。但司法是在侵权发生后对权利人的事后救济手段，短视频著作权纠纷的解决应重在预防，需要司法及行政机关、集体管理组织、长短视频平台、短视频创作者等有关主体共同参与，形成系统性解决路径，从源头减少侵犯权利的行为的发生、推动短视频行业的规范健康发展。

  首先，短视频是新兴行业，涉短视频著作权纠纷具有新颖性和复杂性，审理规则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注意规则的树立，为妥善化解纠纷、规范短视频行业发展提供指引，也为有关规定法律规则的修订和完善提供相关依据。其次，应当加强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协同治理。建立针对短视频领域的“行政—司法—行业”协同机制，共建良性的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一方面，依托法院与北京市版权保护中心联合创建的“e版权诉源共治体系”，鼓励短视频创作者对短视频权属、授权情况做数字备案，解决短视频署名不清晰、权属难认定的问题。另一方面，充分的利用北京市长短视频公司、大型网络公司聚集的优势，倡导平台共治共建，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一方面，短视频平台应当加强监管。一是对内容做分类管理，强化平台对侵权属性明显、平台控制力较强、平台直接获益等类短视频的监管义务。二是加强对平台用户的监管，对持续、反复侵权的用户，应当采取限权、封号等措施，有很大成效避免重复侵犯权利的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短视频平台应当成为连接作品权利人与使用人的纽带，有效整合音乐、图片、视频等资源，构建先授权、后使用、再付费的著作权授权分发体系，有实际效果的减少侵犯权利的行为的发生。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著作权流转过程中扮演连结双方、促成交易的角色，对构建著作权授权交易市场具备极其重大作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探索网络著作权交易新路径，促进作品的使用和传播，更有力地激发创作者的创作动力，减少著作权争议的发生。一是与短视频平台、MCN机构广泛开展合作，以向短视频平台事先集中授权代替向短视频创作者事后分散维权。二是充分的利用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进而增加作品利用效能和权利人收益。

  短视频创作门槛低，普通公众均能成为短视频的创作者。提高短视频创作者的著作权保护意识，对于从源头上减少侵犯权利的行为发生特别的重要。法院、行政主任部门、教育学习管理机关等相关的单位均可以依托短视频平台，向短视频创作者进行普法教育，普及著作权保护知识。短视频平台应当依据法律规定、司法案例、行政监督管理要求等，针对多发常见的短视频著作权侵犯权利的行为进行专项治理，指导用户规范短视频创作行为。（金灿）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