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结束后，苏维埃政权首先要做的是重建国家。为此他们暂时和西方达成妥协，建立起国家关系，恢复经贸往来。在国内，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被老布尔什维克称为“杀不绝”的资产阶级和灯红酒绿的生活重新出现在革命了的莫斯科街头。但过渡是暂时的，在列宁死后，随着斯大林领袖地位的巩固，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来了。

  斯大林在1927年的讲话成为新时代的宣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一问题是现实的基本问题，这是几乎不能怀疑的了。”

  那么战争该怎么样做呢？按照20世纪20年代苏联军事理论，由于“存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苏联将面临“一场长期的，残酷的竞赛，交战双方的全部经济和政治基础都要在这一场竞赛中受到考验”。苏联与强大的资本主义敌人之间（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进行的将是一场长期全面的战争。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整体实力上的较量。为此，苏联必须真正将国家的全部力量用于战争的准备。按斯大林在1933年一次秘密会议上的说法：敌人“随时都可通过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因此 “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基础……党不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高速度”。

  要实现高速的工业化，第一步是要大量的钱。对几乎一无所有的俄国来说，只有地里打出的粮食和原材料能够换钱。但小生产者的农民不会轻易交出粮食，他们曾嘲笑亲自下乡收粮的斯大林：“你要给俺跳个舞，俺兴许给你点粮食。”

  斯大林当然不会去跳舞，而是用铁腕建立了集体农庄。在付出巨大的人道代价后，粮食终于被控制在政府手中，并源源不断地出口来换取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俄国的艺术品和沙皇的珍宝也被拿来从西方富豪手中换钱。到1936年，为得到伦勃朗、鲁宾斯等艺术大师的杰作，包括著名美国百万富翁古尔本·凯恩和美国前财政部长梅农在内的阔佬们付给布尔什维克一亿多美元。

  从各种渠道弄来的钱大都被用于大量进口机器和引进技术。在1932年，英美两国全部出口机器设备的一半都被苏联人买去。大量失业的国外技术人才被招募到苏联。到1932年已有外国专家1810人，技术人员10655人在那里工作。西方经济危机为苏联创造了不少机会。

  为了尽快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备，工业建设重点被放在直接为军事服务的重工业上。在战前13年，苏联国防拨款达1701亿卢布，而同期工业总投资也不过1850亿卢布。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工业突飞猛进，烟囱慢慢的变多的同时，日用品和食物却依然极度匮乏，“我们没猪肉、没有牛奶、没有黄油、没有面包、没有菜汤，但我们有米高扬”的笑话到处流传（在俄语中，上述各词均以M开头，米高扬当时负责国内供应）。在合住的房子里，人们得排队上厕所。苏联人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德国，甚至是战争中的德国。

  但爱发牢骚的人民承受下了这一切。这绝非单靠所谓“”就能做到的。因为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懂了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虽然斯大林只是把这个民族当作“世界革命”的工具。而苏联对国家的绝对领导，则保证了国防建设不受干扰地进行。对于靠妥协上台的德国纳粹党来说，这种干扰是没办法避免的。

  在亿万人民的努力下，斯大林所要求的高速度得到了实现。从1926年苏联“进入直接工业化时期”开始，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在一战前工业仅排名世界第五、产值仅相当于德国的17.2%、并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旧俄基础上，苏联的工业总产值据称已奇迹般地跃居欧洲第一，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

  但这种在“高速”中建立起来的工业虽然总量庞大，却也极不完善。1940年法国驻苏联大使对此的评价虽然偏激却不无道理：“英国发达的工业是长期逐渐正常发展起来的，而这里（苏联）不是报道1个工人看管20台机床，就是报道1个工人超额达成目标300%，产出的全是废品。”考虑到工业质量的差距，西德经济研究所后来也认定战前苏联工业水平依然落后于德国。

  工业如此，在军队的建设上的问题更复杂。一方面，通过加强教育、全民性质的普及军训，为红军储备了数量众多的掌握武器操作的人员。群众性国防组织苏联支援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协会到1941年1月1日拥有1300万会员。300多所航空、滑翔、汽车摩托化俱乐部则使几十万人（包括约10万初级飞行员）掌握驾驶坦克和飞机的基本技能。许多人在这些夜校和俱乐部经过一年理论学习后，便被获准开着轻型飞机翱翔于蓝天。

  集体农庄的几十万拖拉机手为未来的红军机械化部队提供了庞大的后备力量。甚至在公园、儿童乐园都大量设置了射击俱乐部与跳伞塔。苏联还维持着一支数量庞大、并且不断扩充的军队，其人数从1933年的85.5万人增长到1939年1月的194.3万人。

  但和德国相比，苏军中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军士却极为缺乏。即使在只有10万陆军的时代，德国仍就保持有一支高素质军官、士官的队伍。在1929年，每1000名德国军人中就有100名军官、30名中士和至少400名下士。在军队编制之外，还有大量退役的军官在拿着高额退休金，各种秘密军事组织在1935年以前就储备了700万后备人员。这些人为建立庞大而精良的军队提供了保证。

  而在苏联，革命风暴早已消灭了俄国旧有的军官团，少量留存下来的军官也不受新政权的信任，而新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红色指挥员还缺乏素养和经验。财政上的限制以及劳动力的短缺使红军的地方部队有90%的人员不脱离生产，每年只是接受短期集训，仅有民兵的战斗力。

  军队的扩充也受到了战前外交政策的影响。希特勒的重整军备可以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旗号下得到西方国家、尤其是执行大陆均衡政策的英国的默许和“谅解”。利用这种“谅解”，德国人还可以侵吞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并进行局部动员。而在遭到整个西方仇视的苏联，为避免“十字军东征”和彻底被孤立，任何军事措施都来得格外小心翼翼并严加保密。作为这种韬光养晦的代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苏军总兵力虽然达到了200万人，却仅相当于德军人数的一半，而战斗力低下的地方师才刚刚废除。

  1936年开始的大清洗对苏军战斗力的影响超出上述因素。四万多名作为军队骨干和精华的红军军官被迫害。斯大林或许认为通过肃反可以巩固他的政权和军队，使之更加坚强和稳固，但这一切所付出的代价之大却超出了他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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