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得道App《薛兆丰的经济学课》专栏主理人，前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薛兆丰：经济学者，得道App《薛兆丰的经济学课》专栏主理人，前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经济学的文章，没有方程式，一样可以手起刀落；这里没有人云亦云，有的只是相见恨晚。改造世界，非经济学所长；但改造世界观，改变你自己，却是经济学的强项。
人类的种种制度安排，一概是为了应付这些约束而衍生的。若粗略地概括，这四项约束对应着四类经济理论：需求定律；利息理论；制度理论；宏观理论。这也能够理解为通过经济学原理看社会万象。
整座经济学大厦中，最重要的基石是“需求第一定律”。即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代价越大，需求量越小；或者说，代价越小，需求量越大。
这个定律可以用图形来表示。在习惯上，用横坐标表示需求量，纵坐标表示价格，那么需求定律就可以描绘成一条从左上角到右下。
但在中国经济学界，认为“需求曲线有时向上”的不乏其人。他们的理由通常是这样的：经济社会存在“越贵越角的曲线，这条曲线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向右下倾斜”。买”的现象。
例如股票。价格低的股票是垃圾，不受人青睐；但当股票暴涨时，大家就会看好，愿意出高价购买。
这个铁一般的事实推翻了“需求曲线必定向下”定律，换言之，推翻了“代价越高，需求量越小”的规律。
在较高的代价上，绝不会有较大的需求量。在某段价格范围内，需求曲线可以垂直，那表示在这段价格范围内，需求量没改变。但只要价格升得足够高，需求量就会下降。
在整个可能的价格范围内，需求曲线则一定不是垂直的。需求定律是一个非常肯定的陈述，它恐怕是最有力、最可靠、最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了。”
解释利率的形成，就先要重温价格究竟是谁制定的：价格是由无数人的供求共同决定的。利率也是价格中的一种，它是由无数人的“不耐”(impatience)共同决定的。
由于不耐，也就是急躁，人们总想早点享受，于是出现了“现货”与“期货”的交换；也正是由于不耐，离今天越远的“期货”，其价值就越低。
因此，若要达成“现货”与“期货”的交易，“期货”的数量就必须比“现货”的数量大，其中的差额便决定了利率的高低。
“合理调节收入再分配”一直是热门话题。收入的“分布”(distribution)由经济规律决定，若作硬性“分配”(allocation)，则会违背经济规律，经济效率会打折扣，结果往往是穷者更穷，不该得益者更富。
合理做法并非“调节”收入再分配，而是直接改变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对其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点：
为什么非要建立市场经济不可？难道救济不是一种帮助？难道救济也要讲求经济效率？既然讲求经济效率，那还算什么救济？因为商业本身就是最大的慈善。
那些在贫困中生活的人，他们是靠什么活到今天？毫无疑问，他们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基本上还是靠市场，即那些为了牟利而向他们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个人和企业；而他们即使接受了我们短暂而有限的捐助，他们也得继续依靠市场活下去。
当然，这并非要完全排斥慈善。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
人皆有同情心，而行善能满足同情心。尽管力量有限，但世上总有人行善。问题是，行善要不要讲效率？而如果要讲效率的话，为什么行善的效率往往不如商业那样令人满意呢？
春运、房价、人民币汇率等等这些生活中的词语皆可以用经济学相关，其实，经济学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大上、深不可测，生活离不开经济学。
只有野菜的时候，人想要馒头。有了馒头，就想要喝酒，想要吃肉，想要备足了馒头和酒肉到远方去捕捞海鲜，还要用馒头、酒肉和鱼虾喂养艺术家来拍电影。
某登山家在攀登珠峰时借助直升飞机越过了一段路程，遭到纷纷指责，那是因为人们不乐意稀释登顶的荣誉。为了争夺这种人造荣誉，就得花费真金白银和时间精力。
与稀缺相连的就是竞争。稀缺和竞争，是同义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为了争出胜负，就必须确定竞争规则；不同的竞争规则，就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后果。
其中，所有制是竞争规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有制、全民所有制和政府所有制——不是理想与否的问题，也不是道德与否的问题，而是它们所导致的经济效果，人们能否受得了的问题。
所谓“生命有限”，就是指由于未来总是不确定的，所以人们不乐意延迟消费的事实。
把今天可以吃的苹果推迟到明天吃，就不仅有早晚之别，还有有无之别——明天不一定可以吃得上这个苹果了。
人们往往以为，利息产生的原因是资源有增长的自然趋势。问题是，如果增长是确定无误的，那增长就早落入预期之内，并反映在资源的现值之中，其现值就不会再出现任何意外的增长。
这使得以期货换取现货的人，必须向出让现货以获取期货的人给予充分的补偿，否则没有人愿意延迟消费。
这部分补偿，是真实利息的本源。不论资源是否增长，也不论增长快慢，只要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利息就会存在；而不确定性越大，真实利息就越高。
所谓“互相依赖”，就是指没有一点人是绝对可靠的、但我们又不得不与无数人相互协作才能改善生活的事实。
人是自私的，但也有同情心——人们会设身处地地揣度别人的感受，并把这种揣度当作个人感受的一部分。人间因此充满了关爱。
然而，人的这种揣度能力，会随着交际网络的扩大而削弱。所以，每个人的爱都只能波及很小的范围。
在家庭和朋友圈里，人们重视感情；离开了小圈子，人们仰仗市场和制度的力量。这个连续的光谱，是我们理解人际关系的起点。
只要社会上超过一个人，人与人之间就必然存在知情不告、尔虞我诈、过河拆桥和互不信任等现象。于是，各种合约安排、组织架构和防范行为便应运而生。
环顾我们的社会，法庭、警察、家庭、企业、学校、协会和政党，婚姻中涉及的钻戒、礼金、嫁妆，朋友之间的喝酒、喝酒时夹杂的粗话……种种现象，无一不是为了防范“人际依赖”的隐患而衍生出来的对策。
所谓“需要协调”，是指只有依靠合理而可靠的参照系，才能将个人自发的行为导向社会和谐，而不是导向社会混乱的事实。
三个人制砖，两个人砌墙，本来合作得天衣无缝。后来一位砌墙的因为熟能生巧而加快了速度，五人的合作便出现了“失衡”，砌墙的劳动力出现了“闲置”或“失业”。
要摸索出新的“和谐模式”，不论是让一位砌墙的人转业去帮助制砖，还是改造制砖设备以提高生产率，都要消耗时间和资源。
种种宏观经济理论试图刻画、解释和调节的，不外乎是这种因需要协调而产生的困境。
哪怕最简单的铅笔，也需要成千上万人来参与生产。他们不认识对方，不说对方的语言，不信对方的宗教，甚至彼此蔑视和憎恶。世上没有一点人能独自掌握生产铅笔的全部知识，然而铅笔却神奇地被这些独立而分隔的人造出来了。
协调这成千上万人的自发行为的参照系，就是价格。如果价格本身受到人为的扭曲，那经济就必定会失调，社会就必定会撕裂。
东西不够，生命有限，互相依赖，需要协调——如果我们反复从这四类约束来理解社会，我们就很容易察觉人类社会的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
在大多数场合里，我们不是直接肉搏，而是依照各种各样的人际安排和规则，迂回地争名逐利。
生产、经营、求学、交友、成家、结社、诉讼、发表、集会和选举，都是既文明礼貌，又毫不含糊的竞争。认识这些人际安排和规则，几乎就是认识竞争的全部。
两个原本单独卖烧饼的人，结成团队来卖烧饼，貌似竞争由于合作而消减了，但他俩合作恰恰就为了与其他对手以其他方式展开更激烈的竞争。
增加合作，并不代表减少竞争；要鼓励竞争，也未必要靠遏制合作来实现。我们深化对合作的理解，也就是深化了对竞争的理解。
除了抢劫和征税等短暂效应外，贫穷和富裕并非总是因果相关的。社会中的少部分财富，是来自于自然界并且可直接享用的，比如山鸡、野果、阳光和空气。
但大部分则源自于技术和制度创新，并以无中生有的方式创造出来，比如汽车、轮船、电影和软件。
纵观全球，有些地区一贫如洗，有些地区则灯红酒绿，其间的差异绝大部分是技术和制度创新造成的。
人类因荒诞观念而招致的伤亡，包括战争、政治清洗、宗教迫害、计划经济导致的饥荒等，往往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伤亡不相上下。
令人深思的是，打着善意的旗号所犯下的罪行，也往往比明目张胆的犯罪造成的破坏更深重。
在美国“9·11”事件中，者公然地杀死了三千人，而以美好愿望为诱因而引发的战争或饥荒，则可以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伤亡和病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