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非常震惊！”受邀参加本刊在重庆主办的研讨会并实地调研后，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外经所所长张燕生说道，“没想到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重庆不仅仅是引进一些项目，而是引进一个大的产业集群。”

  一个以外销为主、年产4000万台笔记本电脑、产值2000多亿元的IT业集群，正在中国西部崛起。

  张燕生认为，内陆如何对外开放，是一个国家级、世界级的难题，重庆不照搬沿海，而靠创新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做法，很值得总结。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解释其间“玄机”时，“轻描淡写”地表示：重庆卖的是一个创意。“不是简单的西部开发政策的成功，也不是简单的我们几个领导的人脉或者魅力把外商引来，而是一个开放战略和开放模式的胜利。”

  其实，早在全球金融危机刚发生的2008年7月，到重庆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委会上就坚定提出，要实现对重庆的“314”总体部署，解决好“重庆问题”，必须扩大开放，走出一条内陆开放的新路子。

  近几年随劳动力、运输等成本的推升，沿海发达地区原本“两头在外(原材料和产品营销售卖)、大进大出”的出口加工贸易模式遇到重重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则加剧了这一进程。国外大厂商开始多方寻求成本相对低廉的加工贸易地，国内众多中西部地区则看到了曙光，纷纷提出要做沿海出口加工贸易转移承接地。

  而实际情况却是，东南亚国家借位居沿海、物流成本较低的便利，抢走了慢慢的变多的承接机会。

  此时，重庆没有盲动。市委书记提出，要更新观念、打开思路、善于创新、捕捉机遇，要创造内陆型加工贸易新模式，建设我国内陆开放高地。

  重庆市党政一把手、黄奇帆分别具有涉外经济部门和沿海大城市工作的履历。不简单重复沿海地区发展之路，是重庆决策层的共识。“没有具体可行的创新措施，转变发展方式就等于口号”，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重庆决策层有意识地创新思维，寻找推进转变发展方式的切入点。

  位于中国大西南地区的重庆，距沿海一两千公里，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单是每一集装标箱的运费就要增加4000多元的成本。

  重庆经信委副主任沐华平说，当时他们分析的结果是，因为内陆比沿海多出的运输距离，由此形成的物流成本，会抵消任何劳动力、土地、煤电油低成本的优势。这也是20多年来，我国已形成上万亿元的加工贸易规模中99%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很少向内陆成功转移的制约因素所在。

  “内陆地区不管你有什么优势，你如果不解决加工贸易两头在外中的物流问题，任何善良的出发点都是痴心妄想。”黄奇帆说。

  新创意、新模式已呼之欲出：在产业链整合创新上下功夫，实现配套物流成本最小化，改“两头在外”为“一头(原材料)在内，一头(销售)在外”。

  黄奇帆还将其命名为相对理论化的“垂直整合”，加工与原材料、零部件生产基地在同一地区，而以前的沿海模式是“水平分工”，借《世界是平的》题名意思，即国际大公司做研发做设计，加工基地、零部件分布在不一样的地区，通过现代物流、通信的办法串起来。

  “当原油成本10美元一桶的时候是能这样做的，当原油变成100美元一桶的时候，你靠物流这样运输，是浪费能源，世界就不是平的了。”黄奇帆说。

  重庆决策层注意到IT业界提供的一个信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全球笔记本电脑市场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年均增长30%，2008年全球销量达1.6亿台，预计到2013年销量会翻一番达到3.2亿台，他们从中看到了新技术产业增长的曙光。

  随即展开了深入调研，得出了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演进、面板显示屏的更新、无线上网技术的普及，笔记本电脑消费迅速增加成为可能的结论。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了世界几大IT巨头在新增产能落脚点上的谋划动向与决策苦恼，包括我国沿海地区笔记本电脑产能已达1亿台，而中西部地区的产能却是零的现实。

  2009年初，黄奇帆率重庆市政府代表团与惠普公司展开协商谈判。此时的惠普公司正在多方进行新增产能的选址工作，他们先后考察了印度、马来西亚及我国的多个城市。

  重庆拿出了产业链一体化的“垂直整合”方案，指出随着国际原油价格不断攀升，“大进大出”、“水平分工”模式所带来的能源浪费及物流成本增长正愈发明显，“在未来的IT制造业中，谁是零部件加整机的一体化基地，谁就将变成全球供应高地。”

  黄奇帆介绍，所谓垂直整合，即一方面通过整机销售企业带动零部件生产企业的进入，或者零部件生产企业延伸生产整机；另一方面切实发展本地物流产业，形成协同效应，强化地区竞争优势。具体来讲，就是做到80%的原材料零部件在本地生产、供应，实现“一头在内”的目标，进而最大限度降低进项物流成本。

  “惠普一下就意识到重庆方案的巨大价值”。黄奇帆说，按照这一个模式，把项目放在重庆，其物流成本比“水平分工”模式下的上海、广东都要低，重庆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优势，自然会更充分地显现出来。

  与惠普谈判后，去年2月9日，黄奇帆马不停蹄赶赴台湾，找IT代工巨头富士康老板郭台铭谈。“进去不到三分钟，一个开场白就让他兴奋地跳起来。”黄奇帆说，“我对他讲，我不是来招商的，而是要给你一单生意。”富士康是全球笔记本电脑最大的零部件制造商，但没有造一台整机。惠普有意在重庆投放巨大产能，是富士康造整机的机会。“郭台铭为造整机朝思暮想5年了，我们一拍即合。”

  到8月份，重庆一边与惠普签约，一边就与富士康签约了。去年底、今年初，又分别与另外两家代工巨头英业达、广达签约。

  接着，重庆官方便轻松了：几家有竞争关系的代工巨头一边争先恐后开工，一边你追我赶主动去拓展零部件供应链；液晶显示器、硬盘驱动器、电源、键盘、鼠标等近百家配套企业则迅速跟进落渝。

  据重庆市介绍，未来三四年内，这个信息产业集群将形成近1000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年均5000亿元到6000亿元的销售值，占重庆工业经济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进而成为重庆的第一支柱产业。至“十二五”末，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能可达到8000万台，由此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电脑制造基地。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重庆此举可以说在笔记本电脑生产上“重组了世界”，形成全产业链的近距离紧密且稳固联系的IT产业聚集，不仅降低了生产企业间的配套物流成本，而且推进了加工贸易方式的转变，并给上下游企业创造了可持续投资的环境，为中西部地区推进跨越式的转型发展，开辟了一条具有启示意义的路径。

  事成之后，重庆市主管经济的官员才发现，“垂直整合”不仅把企业、产业链引了进来，还有更多的妙处显现。

  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说，沿海二三十年的“两头在外”式的加工贸易，缺陷在于把产业“微笑曲线”中附加值最高的研发与销售都留给了国外，而国内生产基地沦为了组装工厂和搬运工。

  而在“垂直整合”新模式下，“越是做零部件越是技术核心”的特点，就决定了当一个基地是零部件加整机制造时，自然就会成为了核心技术的研发基地。

  比如，笔记本电脑的芯片和液晶面板等，实际上电脑零部件的投资占总投资的70%，惠普、广达、英业达在签约时都承诺将研发中心放在重庆，由此，重庆成为了这些世界有名的公司的第二研发总部。

  黄奇帆介绍说，现阶段，中国大陆每年进出口总额2.5万亿美元中，加工贸易约为1.2万亿美元，但加工贸易的巨大好处——金融结算业务几乎全都在新加坡、香港、东京和台湾等地，结算的印花税、交易税等税收每年流失到海外的数量比加工贸易本身的收入还要多。

  他说，结算中心的好处有三：一是“结税”，1.2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一年有几亿美元的税收结算；二是“结汇”，一个几百亿美元的账户一年可为银行带来几十亿块钱的中间收入；第三是“结人”，能够给大家提供几千乃至上万个高级会计师等“金领”岗位。

  经国家批准试点，重庆在引进笔记本电脑项目时，与惠普达成协议，将其亚太结算中心放在重庆。去年10月份正式运转，今年1季度已上缴重庆4亿元的税收，预计全年可达16亿元，明年可达30多亿元。

  “一头在内”还带来一个“附加值”。到重庆调研的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裴长洪说，出口加工贸易是我国面临外贸摩擦的一个原因，传统的“两头在外”模式，原材料大多来自海外，国家出口退税实际上相当部分补贴到了海外来料上，等于是为国外企业补贴。而像重庆“一头在内”的模式，出口加工产品中大部分是国内公司制作的，国家出口退税的大头就补贴到自己身上，进而使创汇模式也发生了一个转变。（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亢 张桂林 汤耀国）